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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边缘结构视角下的治理结构转型
发布日期:2019-11-15 11:28:06

 

目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规划下,治理结构的变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和实践问题。“治理结构”是治理研究中一个独特的学术概念和分析视角。它反映了治理单元在治理系统中的地位,是不同于治理单元和单元之间关系的特殊分析层次。从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由于不同的治理单元在治理系统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单元的具体行为模式和单元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所谓治理结构的转变是指治理单位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或布局的变化,这在整个治理体系的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

治理结构的两次转变

如果我们接受“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三阶段划分及其分析框架,那么,纵观人类治理的历史,人类经历了两次治理结构的重大转变。治理结构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从前工业社会的治理向工业社会的管理治理的过程中。前工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混乱和无差别的状态,即权力、领域和组织在现代意义上尚未分化,但同时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为统治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结合混沌和等级制度的两个特征,我们可以把前工业社会的治理结构称为“三维结构”。在工业社会,这种三维结构崩溃了。平等成为所有制度和行动的基本出发点。整个社会的治理需要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然而,就结果而言,它并没有导致真正的实质性平等,而是被构造成一个"中心-边缘结构"。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少数治理单位发挥着核心作用,而大多数治理单位要么被排除在治理结构之外,要么只是作为一种边缘化而存在。这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治理结构转型:从三维结构到中心边缘结构。

自20世纪末以来,人类已经进入后工业化进程。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新特点。人类已经开始探索未来治理模式的转变。西方理论界和实务界为此提出了许多改革理论和方案。然而,由于管理型治理的沉重负担,许多理论和方案实际上只是传统治理模式中的小修小补,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另一方面,我国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根据中国的现实和世界趋势,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构想。这不仅为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行动策略,也为全球公共管理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在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治理转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人类治理结构第二次转型的命题。这种转变显然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赋予更多的社会单位治理主体的地位,使所有治理单位能够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共存,在治理实践中共同行动,从而呈现出一种没有中心或边缘的形式。这是党和政府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模式的理论实质。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治理结构的第二次转变:从中心边缘结构到动态变化的网络形式。

治理转型的中心边缘视角

探索治理结构第二次转型的前提在于对传统治理体系及其中心边缘结构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国学者早在2010年就关注这一话题,呼吁学术界积极关注“中心-边缘结构”这一话题,深入研究“中心-边缘结构”问题,寻找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途径,这不仅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课题之一,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此后,国内学术界对“中心-边缘结构”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仅在管理领域,就取得了许多成果,如俞大力、周军的《解构全球合作体系建设中的中心边缘结构》,项玉琼、马奇的《关于城乡“中心边缘”结构及其解构》,詹郭辉等人的《中心边缘理论与区域经济的研究脉络》。这些研究为促进治理结构从中心边缘结构向新型共建共治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事实上,中心边缘结构不仅存在于国家治理或社会治理领域,而且广泛存在于工业社会的许多方面。这也意味着破解传统治理模式的中心边缘结构不仅是一个涉及公共管理学科的简单话题,也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话题。一般来说,中心边缘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概念、视角、框架或理论,已经在国际关系、区域发展、社会关系、组织与管理、复杂系统与网络、文化哲学等各个领域得到阐述和应用。近年来,国内许多研究者也从各自的领域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如经济研究中朴广星的《跨国劳工-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心与边缘”的联络员》,社会学研究中秦王梅梅的博士论文《边缘的中心:黔东南两江坝子的人口互动与文化权力》,文学研究中陈红卫和王兰的专著《中心与边缘:当代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以及李芳远的《中心与边缘:音乐知识与音乐教育的模式与非模式》?“等等。这些对“中心边缘”的多学科认知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进而更有效地探索解决方案。

中国在中心边缘研究中的优势

可以看出,中周边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不得不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显然,相关领域的研究在国外起步较早,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谈到中心边缘,人们首先会想到依赖理论的代表萨米尔·阿明、和平理论的创始人约翰·加尔通、世界系统理论的代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这些学者及其成果为我们研究中心的边缘结构提供了有用的材料。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学者不懈努力和探索的精神,而不是以他们的研究结论为出发点。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才能不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作为当前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及其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理论上,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中心边际概念源于世界的边缘地带拉丁美洲,但这一概念传入美国后,其批判力被削弱了。中国学者应尽最大努力重新获得批判性权力,以应对西方长期存在的话语,构建有中国特色和全球视野的理论成果和实践项目,如合作治理、服务型政府、共同建设和共享治理模式。

最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心边缘结构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其深度和广度。许多领域的研究人员只使用表面中心边缘的概念,却没有将其构建成系统的分析视角或框架,没有形成一套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也没有就如何打破中心边缘结构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部分原因可以归因于现代社会学科的分离,即研究人员局限于自己的领域,不能进行全球性思考。这再一次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机会:如果研究人员能够突破学科壁垒,结合不同学科进行协同创新,他们一定能够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影响的理论理论。对于未来治理改革的探索,也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果我们能在这项研究中取得突破性成果”,它不仅能有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甚至会成为“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作者: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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